1949年1月31日，北平的雪刚停，华北局的小院里泛着寒气。电台里传来进城部队的简报，曾志却在窗前一声不响。身边的警卫悄悄问：“曾主任三羊财务，怎么还不休息？”老人家只是轻轻摆手，目光落在一张发黄的便签上——上面写着两个字：来发。那是她二十一年前亲手给儿子取下的名字，也是她至今未能当面喊出的称呼。
多年来，她把这份牵挂深埋在工作与斗争的夹缝里。新中国即将诞生，组织上安排她进京筹备妇联，但无论白天多忙，夜里总会想起井冈山深处那间茅屋，想起红米糊糊喂大的婴儿。她暗暗猜测：孩子是否还在那片山林？是否已懂得自己真实的身世？这股心思，越接近胜利越难按下。
时间回到1928年11月7日。井冈山大井，雨雾迷蒙，敌军封锁让根据地断了粮，红四军医院里的产房一片寂静。曾志在焦渴与伤痛中诞下遗腹子，却滴奶皆无。赖凤娥这个朴实的陕南妇人，用红米磨成糊糊，一勺一勺哄着婴儿，婴儿不哭，她倒叹道“造孽哦，前几年奶水多得倒不住，如今却空。”对照眼前局势，曾志的心瞬间抽紧，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抱着孩子转战赣南，于是当即做出决定：托付。
夜里油灯跳了一下，她把婴儿轻轻放到凤娥怀里，只说一句：“都是闹革命的人，我信得过你。”随后又补了一句，“叫来发，好不好？等革命大了、天下太平，他就能发旺。”凤娥愣了几秒，连连点头。就这样，来发被带下茅坪，消失在主攻部队撤离的炮火声里三羊财务，曾志扛着打补丁的夹被，跟随毛泽东前委转战外线，山与子隔成两界。
不到五年，连番战事卷走了蔡协民，带走了闽西地下党的骨干，却没能卷走曾志的意志。1934年，她在厦门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络，靠给码头工人写标语挣几枚铜板度日，仍坚持搜集消息。那时有人问她：“搞这一步值不值？”她只把帽檐压得更低：“留住火种才有以后。”没人知道，她心里还有一个更隐秘的理由——孩子若活着，总要给他一个可以抬头的未来。
抗战爆发后，她被调往延安，后来又到东北工作，名字频频出现于电报里，却再没与井冈山联系上。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中央一次内部座谈会上，曾志向组织提出一个私人请求：希望打听来发的下落。负责老区事务的同志翻遍册籍，依旧空白。她只得暂且压下，继续奔波。
到了1987年，距离孩子出生已整整六十年。国家民政部与江西省筹划纪念井冈山斗争六十周年，地方干部发来邀请。曾志仔细看信函，发现下茅坪公社提交了一份特殊名单：赖来发，农技站站长，中共党员。她手指微颤，却没让旁人察觉，只向秘书简单交代：“活动归你们安排三羊财务，我得回趟山上。”
10月27日清晨，井冈山上还残留薄雾，小汽车沿旧山道颠簸。车一停，她先没有下车，而是用手平抚胸口，几秒后才推门。门外传来粗犷而含沙的呼喊：“老奶奶回来了—”这声音混着鸡犬，带着熟悉的客家口音。曾志抬眼，看见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快步迎来，眉骨与自己青年时的照片几乎一致。那一瞬，她的视线模糊了，脱口只剩一句：“来发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对面的人愣住，好半晌才哽声应答：“妈……我来接你回家。”短短六个字，用了六十年醇厚时间才说出口。围拢的乡亲默默散开，让母子对望。曾志没有多问细节，只用力握住他的手，掌心粗糙得像刀刻。她心里明白：这一双手耕过贫瘠的红壤，也扛过合作社分给农户的第一批水稻良种。那正是她当年把孩子交给山里的最大理由——井冈山能把人养成脊梁。
傍晚，山村院子里摆上两张八仙桌，来发略带羞涩地指着一叠厚厚的笔记：“这些年村里改水改路，我都记在上面。”曾志翻看，纸张油迹斑驳，却条理分明。她停在其中一页，上面写着：1982年，村小学加固，费用缺七百元，个人垫支。她轻轻合上本子，没有评价，只抬头认真地与儿子对视。那目光平静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
夜深了，纪念庆典的彩灯还闪烁，山风里混杂稻谷香。山民们渐渐散去，老枣树下剩下微弱灯火。来发低声说：“娘，凤娥妈前年走的，她临终前只留一句——‘带大了来发，不算亏。’”曾志握住树干，许久不语。风一吹，树叶簌簌，仿佛在替逝者完成最后的嘱托。
此后数日，母子回访了当年红四军医院旧址，敬过蔡协民墓碑，也向仍在世的老山民致谢。行程结束时，曾志要走，来发执意送至山口。汽车发动，她隔窗望见那熟悉的山脊线，胸中并未涌起激荡，而是一种稳妥的了结——六十年的寻找终有回响。井冈翠竹依旧，山路更宽，来发的背影站得笔直，这背影与这片土地一起，见证了另一种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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