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7月，江西新余城里热浪翻滚。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带队清查户口，走进兴记盐铺时，只觉得里头的咸腥混着汗味，说不出的闷。掌柜忙不迭招呼众银策略，那个低头记账的中年人却像没听见似的，自顾自拨算盘。黄宜蕃盯了几秒，额角突地一跳——这张脸，从前在江南山野见过。
黄宜蕃当年是新四军一名小警卫，跟在周子昆身边跑前跑后。皖南丛林里开会、分粮、传令，那个彪形大汉总爱背着长枪守在项英身后。十二年过去，壮汉的鬓角添了白，却瞒不住原来的轮廓。黄宜蕃心里暗暗掂量：如果真是刘厚总，今天恐怕要收网了。
查户口是明面，辨真身才是关键。黄宜蕃不动声色，一边翻册子一边闲聊，问来历、问族谱，那人始终低声答“湖湘人氏”“做点小账”。言辞闪烁，口音却依稀带着耒阳味。盐铺杂役外地多，可管账先生外地少见，这就更显蹊跷。
短暂对视后，黄宜蕃叫人守住门口，悄悄回局里请示。当天傍晚，他再回盐铺众银策略，抬手就是一句：“刘副官，还认得旧同僚吗？”那人脸色刷白，算盘珠子哗啦滚落：“你……你认错人了。”寥寥十个字，对话刚过纸面的一角，却足以坐实身份。此刻黄宜蕃想到的，是一座名叫赤坑山的山峰和一个血腥的清晨。
时间拨回1940年末。蒋介石在重庆两道手令，准备“解决”皖南新四军。围剿大网收紧，新四军军部被迫突围。1941年1月，叶挺赴谈判被扣，项英率少量随从在山间转移。敌人悬赏活捉，地下联络频繁，却难阻危险逼近。
赤坑山北麓的蜜蜂洞，是项英最后的落脚点。地形险峻，三面石壁，凡人难攀。警卫班安排严密，但坚持把刘厚总留在身边的，恰恰是项英本人。刘厚总早年在湘南赤色游击队里打出一身胆气，后来编入新四军，因粗鲁难管被送去抗大又半途溜回。项英对他颇有恻隐之心，连战士们省下的鸡蛋也分给他。正是这份信任，埋下悲剧的根。
1941年3月14日凌晨，山洞内三人熟睡。洞口的刘厚总突然掏枪，对准洞里三点黑影连扣扳机。几声枪响后，他蹲守到天亮，撬走手枪、钱票、文件众银策略，才慢慢下山。山腰碰上运粮战士，他竟从容递烟，还托词“首长差事”。警卫们没有怀疑，错失唯一的当场抓捕机会。
两天之后，警卫班回洞查看，只见首长和战友血迹未干。乱石堆里匆匆掩埋，枪声早散，线索全断。刘厚总则凭着三支手枪与一纸通行证一路奔重庆，投奔军统。戴笠见他“有用”，先供职情报组，再扔进牢房。抗战胜利，旧组织土崩瓦解，他混得连路费都靠同乡接济。
1946年，刘厚总去了九江盐行做账房，后又辗转新余。为躲追查，他改名换姓、收敛脾气，自称无家孤客，被盐铺老板以“堂弟”身份登记。新中国成立，各地户口整顿，他表面老实，暗里忐忑，却自以为天高路远。
1952年夏，公安系统细排人口。黄宜蕃的记忆与档案比对，线索环环扣紧。7月28日清晨，盐铺门前已经布下警戒。黄宜蕃举手示意：“把人带走。”押送路上，刘厚总垂头不语，唯有汗滴顺着鬓角流。省府核实身份，皖南事变幸存者与文书材料双向印证，当年滔天血债再无抵赖余地。
电报送至南京军区，曾经的华中指挥员谭震林只批了六个字：“依法从严惩办。”当年战友们没机会擒凶，如今法律来补这一枪。1952年10月中旬，江西高院终审，刘厚总以叛变、谋杀、投敌三项重罪被判死刑。刑场无旁听、无宣讲，一声枪响后尘埃落定。
从赤坑山到新余，刘厚总用了十一年；从户口核对到正法，国家只用了不到三个月。对许多老兵而言，这并非单纯复仇，而是秩序重建的象征——战争年代留下的暗线、暗伤，都需要在和平年代给出清晰交代。至此，皖南事变最黑暗的一页，总算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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